玛莎·纳斯鲍姆:“没有人问女性是否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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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 他们还经常设想他们具有相当理想化的理性特征。

2. 在某些国家,做此类工作的女性常常能指望从别的家庭或社区获得一些支持,但在其他国家,她们却不能。

3. 我侄儿阿瑟(Arthur)是个10岁的英俊大男孩。

文 | 玛莎·C.纳斯鲍姆

来源:《寻求有尊严的生活》

原标题:《关怀需要、正义问题》

塞莎(Sesha)——哲学家伊娃·基太(Eva Kittay)和杰弗瑞(Jeffrey)的女儿——是一个近30岁的年轻女性。她既吸引人也富有情感,喜欢音乐和漂亮衣服。她对别人的爱和赞美很开心。塞莎随着音乐节奏摇摆,拥抱她的父母。但是,她从来不会走路、谈话和阅读。因为先天性脑瘫和严重智力迟钝,她常常要完全依赖他人。她需要别人给她穿衣服、洗澡、喂饭、推她到中央公园。除了这些基本的监护照料,如果她想要以自己的方式过得丰富多彩,那么她还需要陪伴和爱——一种对情感和喜悦的能力的看得见的回馈,这是她与别人联系的最强有力的方式。她的父母(有很忙的职业)不仅自己长时间照料塞莎,而且雇用了一个全职看护。在许多场合,当塞莎病了或突然发病,不能说出她伤到哪里时,就还需要其他的帮助者。

我侄儿阿瑟(Arthur)是个10岁的英俊大男孩。他喜欢各式各样的机器,到目前为止,他对这些机器的了解令人惊叹。如果我能像阿瑟那样出色地理解相对论的话,那么我就能和他整天谈论相对论。在电话中讨论艺术,事情常常是“嗨,玛莎阿姨” ,然后马上转入吸引他的最新的机械、科学或历史问题。但是,在公立学校的教室,阿瑟却不能学习,当他和**妈出去购物的时候,单独留下他一分钟也不行。他几乎没有社会技能,他似乎不能学习这些技能。在家里他很热情,如果有陌生人接触他,他就会变得很受惊吓。他常常比他实际年龄大,他也常常很笨,不能玩一些小孩很会玩的游戏。他会有一些身体上的痉挛,也会发出诡异的噪声。

阿瑟既有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 syndrome)——这可能是一类高功能自闭症,也有图雷特综合征(Tourette s syndrome)。他父母都是全职工作,不能提供过多的帮助。幸运的是,**是一个教堂风琴演奏手,这允许她在家练习,如果她把阿瑟带在身边,教堂里的人也不会介意。更重要的是,经过斗争之后,他们的生活状态可以支付阿瑟在私立学校的教育,那里能够处理他的天赋和残障之间的混合。没有人能够知道阿瑟将来是否能够靠他自己生活。

……

精神不健全的儿童和**都是公民。任何体面社会都必须承认他们需要关怀、教育、自尊、活动和友谊。然而,社会契约论把设计社会基本结构的契约主体设想为“自由、平等和独立的” ,把那些公民——他们代表其利益——设想为“在整个一生中都是社会的充分合作的成员”。他们还经常设想他们具有相当理想化的理性特征。在处理严重的生理不健全和残障的情形上,这样的进路做得不好。然而,很显然在随后的思考中,在社会基本制度被制定出来后,这样的理论必须要处理严重的精神不健全和与此相关的残障问题。因此,最终精神不健全者并不属于那些人——所设计的社会基本制度为他们制定,并且将受惠于他们。

……

这里,不健全和残障提出两个不同的社会正义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很紧迫。第一,存在公平对待不健全者的问题,如果他们打算过一种完整的、富有生产性的生活,那么就需要对这些人进行特殊的社会安排,包括各种各样的关怀。另外,塞莎和杰米可能在婴儿时期就死了;如果他们只是过着那种受到最基本的看护关照的收容所生活,那么他们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发展他们爱和欢乐的潜能,并且,在杰米的例子中,永远不可能发展出基本的认知成就和也许是积极的公民身份。15年前,阿斯伯格综合征还没有被认识到是一种疾病,阿瑟可能被视为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父母在情感上让他苦恼。他有可能被送到收容所,没有机会学习,并且他父母可能生活在令人难以承受的负罪感之中。相比而言,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会为这些孩子感到耻辱,不会阻碍他们的发展;它会支持他们的健康、教育、完全参与社会生活,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参与**生活。

我们可能会想,一个正义社会也会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对依赖者提供关怀的人的负担。这些人需要许多东西:认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工作;人力和财力的支持;从工作中得到回报以及参与社会和**生活的机会。这些问题与性别正义问题联系紧密,因为对依赖者提供的关怀大多数由女性提供。而且,大多数这种对依赖者提供关怀的工作是无报酬的,并且不被市场认可为工作。然而,它对这种工人的生活的其他部分却有着巨大的影响。我的姐姐不能做任何工作,因为没有哪种工作可以允许她在家里工作那么长时间。跟有雄心壮志的职业者的通常情况相比,伯鲁比家和基太家都能够更平等地承担孩子照料的责任,这只有在异常具有弹性工作表的大学教学和写作职业才是可能的。他们也能提供许多帮助——正如基太不满地记录到,大多数的帮助都是由女性承担,当她们应该做得像个专家和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时,她们本身没有被支付很高的费用,并且不被社会尊重。

不能仅仅因为只涉及一小部分人,就推迟或忽略这些问题。考虑到它们所导致的异常紧迫的平等问题,这是一个以各种形式推迟它们的非常糟糕的理由,就好像基于只涉及非常小的少数人从而推迟种族和宗教依附问题是异常糟糕的一样。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残障和依赖发生在各种形式之中。它不仅仅发生在广泛的、终生不健全从而需要大量的甚至是每时每刻都需要来自他人关怀的儿童和**之中。我刚才所描述的所有精神、生理和社会不健全者,大致类似于老年人的境况;比起残障的儿童和年轻人,老年人通常更难得到关怀,更容易愤怒,更具防御性,更容易被激怒,和他们相处获得的身体上的快乐更少。与给一个丧失能力、大小便失禁的父亲或母亲——他(她)讨厌处于这种状况,尤其是当洗澡者和被洗澡者都记得父母的盛年期时——洗澡相比,给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孩洗澡似乎要容易得多。因此,我们思考不健全的和残障的儿童和成年人之需要的方式,就不是一个很容易与“平均的情形”截然分开的特殊的生命部分。它也暗示着以“正常人”(具有一般的缺点和局限性的人)的方式想一想,当父母变老后甚至如果他们足够长寿,他们本身可能会有什么需求。随着生命增加,许多人有时很享受的相对独立性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临时性条件,一段我们逐渐走入而又迅速开始离开的生命旅程。即使在我们盛年期,我们中的许多人也遭遇过或长或短的严重依赖他人的时期——在手术或严重受伤之后,在情绪低落或有严重的精神压力时期。尽管理论分析可能试图把“正常”生命阶段和终生不健全区分开来,但是在真实生活中的此类区分是很难作出的,并且以后将会一直变得更难。

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终生不健全者的情形与“正常人”之生活的各阶段具有连续性,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尊重和接纳不健全者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为这些不健全者和残障者提供关怀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最终将影响到社会中的每一个家庭。很多人的健康、参与和自尊对我们在这一领域所作出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以保护接受者尊严的方式满足这些需要,似乎是正义社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与此同时,这里有大量的关怀工作要做,通常这些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公众也不认可这是一项工作。以一种不剥削关怀者的方式来安排这样的关怀,似乎也是正义社会的中心工作。它曾经被假设为:所有这样的工作都由那些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完全的公民、不需要离开家庭去工作的人(尤其是女性)去做。没有人问女性是否愿意做这样的工作:这仅仅是她们要干的活,她们做这样的工作被假设为出于选择、出于爱,尽管她们在面对问题时鲜有选择。现在,我们认为女性是平等的公民,有资格去追求所有职业。我们一般也认为,在她们是否应该承担大量的、不成比例的儿童看护工作或承担照料年迈的父母的工作方面,她们有资格进行真正的选择。如果被问及如下这个问题,即对双亲(父亲或母亲)而言,若不幸生了一个严重不健全的孩子,是否就要放弃过一种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希望,大多数人都会说否。但是,在国家中(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现代国家都如此),生活现实是:仍然假定这类工作都是免费的、“出于爱”,在整个经济谱系中这仍然给女性增加了巨大的负担,降低了她们的生产力以及她们对公民生活和**生活的贡献。

正常孩子的照料工作仍然是不成比例地由女性来承担,既然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接受兼职工作和照料工作所需要的职业停滞。而且,同意帮助照顾很快就要入学孩子的父亲,似乎更少可能担负起长期照料极端不健全的孩子或父母的重担。在某些国家,做此类工作的女性常常能指望从别的家庭或社区获得一些支持,但在其他国家,她们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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